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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锵锵三人行》的节目形式与技巧

三个人聊了十年 梁文道认为“两个人聊会很累,三个人就很轻松,不用抢着说话”。而另一个常客许子东则发现“其他脱口秀都是说给观众听,我们是聊给自己听”。

  三个人聊了十年

  梁文道认为“两个人聊会很累,三个人就很轻松,不用抢着说话”。而另一个常客许子东则发现“其他脱口秀都是说给观众听,我们是聊给自己听”。

  文/胡尧熙

  《锵锵三人行》的十年,嘉宾像流水一样来来去去,当中混得最脸熟的是许子东和梁文道。《锵锵三人行》主编邹倚天把这两个人和窦文涛比作节目的铁三角,很多临时发挥的即兴话题都不敢交给面生的嘉宾,非要这三个人坐在一起才能指望可以聊出世态百相。

  聊给谁听

  比《锵锵三人行》早出生两年的《实话实说》被认为是内地第一档脱口秀,制片人齐含笑认为是社会变化过快给脱口秀带来了出头的机会,因为跟不上变化节奏的人太多,大家面对未来都辨不清方向,这时候就需要有公众人物来提醒你怎么做选择题,“我们的节目很简单,就是告诉你别人想什么和怎么想”。这个初衷一开始就决定了《实话实说》不像是百无禁忌的脱口秀,更像是一碗每周准时煲好的心灵鸡汤,人们在崔永元身上寻找社会共识,在嘉宾身上投射自己的人生经验。

  邹倚天认为“锵锵”其实和《实话实说》一样,也是一场面向观众的谈话,但道具和形式可能是最简单的:三把椅子、三个人,围着一张只能放三个杯子的圆桌讨论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没有热线电话,没有现场观众,真正能指望的只有镜头上的三张嘴。

  这种简易模式的好处是节约了成本,又能真正形成聊天的效果,问题是宝都押到了主持人身上。邹倚天说:“比如‘矿难’出来之后,我们知道这个话题是大家都关心的,希望通过它体现主持人和嘉宾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一定要真诚。通常我们都能达到效果,但有时候遇到嘉宾陷在一个问题里出不来,就需要窦文涛把嘉宾的思维揪回来。在这种节目形式当中,唯一不能取代的就是一个好的主持人。”

  有时候窦文涛也会放嘉宾一马,任其自由发挥。邹倚天说:“很多电影人上节目都希望宣传自己的作品,我们也乐意配合。”但导演们一旦说起中国电影就会义愤填膺地跑题,有几次说得兴起,冯小刚就胀得一脸通红,滔滔不绝地表示拍好电影要用心。遇到这种情况,窦文涛就端起笑容,等待对方把话说完,然后开始另一个话题。因为他知道,冯导说的话,其实是电视机前面的人感兴趣的,私人聊天中的个人状态对观众来说,永远是最生动的东西。

  自由度的惊喜

  有故事的普通人都被请上了《鲁豫有约》,在现场观众面前和陈鲁豫讲述自己的百味人生,他们的现实生活则投射在现场大屏幕上,这种双管齐下很快就能让观众沉浸在节目创造出来的暖色调当中。

  “《鲁豫有约》可以讲故事,我已经有你的资料了,只要想从哪几个角度来问你,片子什么的组里的人也都准备好了。”邹倚天强调的是另一个问题:“从主持人的角度,鲁豫比窦文涛轻松多了,我们没故事可讲,只有一个线头,你想把它发展下去,弄成一件衣服,就得自己掏出东西来。”

  窦文涛不在的时候,节目组曾经找过陈鲁豫和梁文道来代班,播出后反响一般。掏出来的东西多了,节目的个人气质也就被固化了。邹倚天也承认这点:“这是他原创的节目,风格特别适合他的气质和个性,所以后来有电视台模仿,,但都超不过‘锵锵’。”

  这种有强烈主持人烙印的节目在美国的代表是奥普拉的脱口秀和大卫?莱特曼的《深夜秀》(又译《大卫牙擦骚》)。许子东认为,美国的大牌节目和“锵锵”比起来,也显得很有形式上的局限。“美国的谈话节目都不是三个人的,要么是两个人,要么是一个圆桌,很多人。欧洲也一样。美国的电视工业这么强大,他们一定什么形式都尝试过,偏偏这种形式没有出来。这种形式能在中文电视圈流行,说明电视文化虽然是普世的,但是它毕竟有各个民族文化的特点在里面。”

  和大多数谈话节目一样,“锵锵”事先也会给节目设好话题,给嘉宾分配“方向”,但一上了镜头,话题就被放开了。有一次何平上节目聊自己的《天地英雄》,但最后在椅子上对中国的发展过快表示忧虑,“我们怎么就成了睡不着的国家?”这些亮点在梁文道看来都是自由度带来的惊喜:“大卫?莱特曼那么优秀的人,但他的脱口秀都是有几十个编剧给他写台本。所以美国编剧一罢工,他就有点顶不住。而我们没有台本,只有一个大致的方向,这反而是优势。”

  没有一成不变的脱口秀

  杨晖曾是湖南卫视谈话节目《新青年》的制片人,后来辞职去了上海,为第一财经制作了《波士堂》,谈话的主角从上世纪70年代生的普通青年变成了王石这样的商业巨头,杨晖称它是“中国第一档财经脱口秀”。

  《波士堂》的主持人曹启泰认为自己起的只是引导作用,真正的交锋在现场的三个观察员和嘉宾之间展开,财富的话题不一定用财经的方式完成,但专业人士必不可少。杨晖认为,这是由内容决定了形式。事实上,真正的难点在于让那些商业大佬能够无所顾忌地表达观点,杨晖特意在嘉宾的沙发上做了手脚,那张红色沙发凹凸不平,形状也不对称,但是“在牛根生努力调整身位,让自己坐得更舒服的过程中,他整个人就放松下来了”。如果这套行不通,就只能在摄影棚外面想办法,采访盛大唐骏的时候,杨晖派了一队编导去拍他打篮球,玩的人和拍的人都挥汗如雨,出来的效果很让唐骏惊讶,“你们通过篮球读懂了我。”他说。

  《锵锵三人行》远没有这么多机关设计,许子东认为其他脱口秀都还在着眼于还原人和故事,而“锵锵”只需要复制一个谈话的氛围,“所有其他的节目都是准备好要说什么。我们的节目没有字幕,谈话之前并不知道要说什么。”

  杨晖也承认节目内核对形式的重要性:“现在让我再做《新青年》,我不会重复以前的形式,以前是做给70年代生人看,现在是做给90年代生人看。社会变了,人变了,你也要投其所好。”

  事实也是这样,从社会话题的《实话实说》到催泪型的《艺术人生》,再到围炉氛围的《锵锵三人行》和财经气质的《波士堂》,无论是谈话节目还是脱口秀,它们的形式变化都是快中国在社会变迁中的镜像。